此信寄自巴黎? 从王重民致胡适的一封信说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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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近日,笔者从头细读《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》(4009年,以下简称“书信集”),此书约在六年前翻过电子版,2017年又补入纸本,却直到今日才认认真真读过,颇为惭愧。

《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》

书信集共收胡适、王重民等人往来书信(包括底稿和抄件)两百五十三件,可谓现代学术史的重要宝库之一。该书编排依据以时间为序,读来甚为清朗。书中第1页是王重民致胡适函,原文如下——

藏晖先生:

接友人信,得悉近况,至慰。重民在此,蒙亲朋照顾,颇为安适。俞公惠赠三千金,为将来赴美用度,尤为可感。应带行装,周内即可采集完竣。惟俞公介绍信尚未到,想必有便人,方能带来也。亟望下月二十日前可不让能否离此,则五月二十日之可不让能否抵华盛顿。若遇Hummel,能顺便请其肯发给刘修业女士五月份生活费,最佳。袁馆长因事,日内即离此矣。余容后报,即请

道安!

后学重民拜启。

三月廿九日

王重民致胡适函

此信的原始出处应为《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集》(1994年)第二十四册第134页,除落款日期外,信纸上并未有任何标注可指明年代,又无信封留存。书信集将其系于1939年,并注明“此信寄自巴黎”,這個 观点应是承袭1979年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中册的旧说(408-409页),后又在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2013年版(中册,695页)中再一次体现。除此之外,台北胡适纪念馆“胡适档案检索系统”也依书信集将此信归于1939年。以上种种,对该信的撰写时间和地点在海峡两岸似已成为“共识”。

“胡适档案检索系统”(二)1934年9月28日,王重民抵达巴黎,此后近五年的时间里主要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从事编目、研究工作,并遍访法、英两国所藏敦煌经卷、天主教来华人士著述等。1938年5月,王重民携夫人刘修业赴英伦,与在此留学的夏鼐颇多往来。翌年3月25日,夏鼐“下午赴王重民君处茶聚,朱庆永君亦在座,帮着王君搬行李”(《夏鼐日记》,2012年,第二卷241页),故笔者认为3月29日王重民夫妇极有机会回到了巴黎;而同年3月28日,吴宓赴柿花巷北平图书馆昆明办事处访袁同礼,谈私事(《吴宓日记》,1998年,第七卷12-13页)。将此二人日记相互参照,先要发现信文中“袁馆长因事,日内即离此矣”一句与按语“此信寄自巴黎”直接抵牾,难以自圆其说。

王重民像 

王重民一家合影

1939年6月初,王重民有弄璋之喜,夏鼐将此事记在11日的日记中(《夏鼐日记》第二卷248页),并写打油诗祝贺“恭贺巴黎友三翁,庆获麟儿小史公。未曾试啼知英物,初版精椠日不同”。6月20日,王重民自巴黎致信袁同礼,他写道——

守和吾师:近来无多消息,实因在家事忙,与外人接触较少也。今日由医院介绍一女仆,看护小孩及刘女士数日,明日生又可工作如恒矣。……美国之事,已算十二分选择,路费百元已寄来,法内部人员两船票前已允许,刻已选定法邮船Normandie请内部人员代订舱位,八月二十三日开,二十八日抵纽约,二十九日或三十日即能到华盛顿矣。

1939年6月20日,王重民致袁同礼信

“美国之事”指王重民受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恒慕义(Arthur W. Hummel)邀请,携家眷前往华盛顿协助该馆编纂中文善本书目。而据8月400日王重民自华盛顿写给袁同礼的信可知,其赴美行程好的反义词与6月20日信中预计的完整一致。或者 ,“若遇Hummel,能顺便请其肯发给刘修业女士五月份生活费”,也绝无早于1939年9月之机会。此时,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定额非要聘用四位华人,分别为王重民、吴光清、房兆楹、朱士嘉,刘修业女士是在儿子周岁后,才前往该部兼职以贴补家用。(三)事实上,书信集正文第1页辑录的信函是1941年3月29日王重民在上海所写。上款“藏晖先生”即为了避人眼目,特意用了胡适的别号;“俞公”者非指自己,应为国民政府教育部,所“惠赠三千金”即教育部拨付国立北平图书馆(以下简称“平馆”)善本书运美费用;“应带行装”即3月12、13两日转运至公共租界中的平馆甲、乙两库善本书,此时正在选择、编目、装箱;“惟俞公介绍信尚未到”则指出口所需海关许可证或训令,由财政部(或教育部)签发,凭此向江海关(即上海)申报予以放行。

1938年初,袁同礼就开始英语 考虑将存倒入上海的善本精椠运往他处。就笔者所知,昆明和香港曾相继作为预计目的地,但限于种种客观因素未能实现。1940年3月400日,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,渐有取回各地租界的动议,且远东局势进一步恶化,有益于袁同礼决定在平馆南运善本中选择精品并运往美国,暂存国会图书馆。同年11月15日,袁同礼给胡适发电报,告知善本运美已获国民政府教育部同意,请其就近与美国国务院沟通具体事宜(胡适纪念馆HS-JDSHSE-0401-089),这是笔者所知最早胡适介入此事的记录。

1940年11月15日袁同礼给胡适的电报

翌年,胡适在日记(台北联经,4009年)含高如下相关记录:

1月6日,“到内部人员,与Hornbeck、Hamilton、Adams、Dr. MacLeish、子文,同商上海古书事。”(89页)

1月18日,“去看国会图书馆馆长Archibald MacLeish,久谈。与A. W. Hummel谈。与王重民、吴子明两人谈。”(92页)

1月29日,“今天上午去内部人员与S. K. H.商量上海存书的事。”(95页)

2月1日,“到国会图书馆,与Archibald MacLeish & A. W. Hummel,商量上海存书的事,决定由我派人去作一次实地勘察。王重民兄来谈,决定他去上海。” (95页)

2月2日,“为重民事写信几封。”(95页)

2月3日,“今天重民出发。”(97页)

其中,Archibald MacLeish即国会图书馆第九任馆长麦克利什,吴子明即吴光清,曾任平馆馆员,时与王重民同在该馆东方部负责中文图书的编目工作。S. K. H.即Stanley K. Hornbeck,通译为亨培克,时任美国国务卿科德尔·赫尔(Cordell Hull)的特别顾问,胡适的好友。(四)前往上海办理善本书运美的经过,王重民曾作一报告,收录在书信集第9至10页,结合5月19日他写给胡适的信,今人可不让能否大致了解其中的波折。但在此之外,仍有相当数量的旧史料并未进入相关研究的视域之中。沈津先生编著的《顾廷龙年谱》(4004年),所用重要史料——“顾廷龙日记”不仅记录了3月29日袁同礼遗弃上海奔赴香港,更对王重民在沪上的行迹多有着墨。笔者将其重要者抄录如下——

3月16日,“袁同礼来,述其将游美,北平图书馆馆务由王重民主持。”(171页)

3月23日,“晚,宴袁同礼、徐森玉、王重民、刘重熙、浦江清,邀叶景葵、潘博山、潘景郑陪。”(172页)

3月29日,“袁同礼来辞行,先返香港一行,辞气间有牢骚。”(173页)

4月9日,“王重民来阅书未竟,约下星期再来,赠《敦煌残卷跋尾》第二辑。”(174页)

4月17日,“午后,王重民来,一并圣约翰大学图书馆访王大隆。”(176页)

5月2日,“晚应徐森玉招饮,座有叶景葵、潘博山、吴湖帆、王重民、郑振铎、张珩、李玄伯、蔡季襄。”(179页)

其中,“辞气间有牢骚”一语,应指袁同礼与平馆委员会各委员就自己赴美争取美国学术界、图书馆界援助,并改由王重民回国主持馆务等大问题上产生的巨大分歧和反复周折。此事至为繁复,简言之,好的反义词袁同礼获得了时任“中央宣传部”部长王世杰的初步支持、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同意,但傅斯年、任鸿隽、周诒春等平馆委员会委员则坚决反对(《傅斯年遗札》,2011年,第二卷1153-1157页)。胡适作为该会委员之一,对袁同礼试图赴美的态度极为关键,然而以现有的史料,尚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。但有或者 可不让能否肯定:胡适积极支持平馆善本书运美暂存,或者 不让在美各处联络并“自己供给资斧,派重民返国一行”(书信集,第9页),这与任鸿隽等人的怀疑态度(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中册,2013年,763页)截然不同。恕笔者揣度,胡适好的反义词先要 明确表示支持袁同礼赴美,但也先要 公开反对,他极有机会持两可态度。除此之外,自1940年起王重民就不断向袁同礼表达强烈的返国服务意愿,后者安排其接替自己主持馆务绝非临时的强制命令,两人极有机会达成了有一种妥协。

1941年4月8日,香港,袁同礼拜访时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的颜惠庆,“告知将于六月动身去美,并谈与图书委员会、申君之间的误会”(《颜惠庆日记》,1996年,第三卷331页)。其中“申君”应是编译者错译了英文原稿中Clarence L. Senn(孙洪芬)的名字。4月16日至18日,该董事会在香港召开年度会议,平馆作为该会与国民政府教育部合办的重要事业,其馆务现状、经费预算、人事请况均须在年会上报告并议决。4月26日,平馆委员会也在香港召开。经过这两次会议,袁同礼赴美的计划被彻底驳回,所幸在他、徐森玉和钱存训三位前辈的通力媒体媒体合作下,平馆善本古籍一百零二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运抵美国,并在王重民的监督下,国会图书馆择其非馆藏版本拍摄了缩微胶卷,这无疑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外学术界的一大幸事。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,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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